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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线导演众神归位:名导落寞,新势力崛起

文 │ 夏天

在探讨院线电影导演迭代前,需要先理清两个重要概念——作者电影及类型电影。

作者电影,泛指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特征的影片,这类电影中,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语言、可以自由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正如作家用笔写作一样,电影导演可以用摄影机来进行银幕“写作”,导演作为电影的重要主创人员对电影有着整体控制的权力。

受好莱坞制片制度影响,电影创作不再是一种个人的创作行为,所谓类型电影,即按照不同类型的规定要求制作出来的影片,电影就如商品一样批量生产,为获取商业利益最大化,电影艺术的感染力退居次位。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概念上,作者电影与类型电影就存在着微妙而紧张的关系。

《疯狂的外星人》,这部宁浩自认为拍的“最好的一部电影”,延续“疯狂”系列的荒诞感,在喜剧之外涵盖了其对于阶级、傲慢的戏谑和嘲讽,在作者表达深度和阐释空间上,比前两部作品更为深入,最终因笑果不佳口碑折戟,截至目前票房成绩21.5亿,与原定保底的28亿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在商业上有着“从不失手”标签的宁浩,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影院越来越不是为作者电影存在的。”

近来失手的不止是宁浩。2018年,多位名导倾巢而动,集体征战资本市场。姜文携《邪不压正》回归,预估总成本3-4亿,最终票房仅5.9亿;徐克再续《狄仁杰》系列前缘,《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票房5.91亿,成绩一部不及一部;张艺谋最新作品《影》,传言3亿成本,最终票房仅6.76亿,算不上回本;陈凯歌于2017年年末推出的《妖猫传》,斥资2.5亿打造盛唐气象,最终票房仅5.3亿。

这些带有鲜明导演标签的作者电影,或受资本裹挟,或忠于自我表达,最终都没能实现票房和口碑的胜利。

相比于大导演蓄力不济,新晋导演们却交出了意想不到的成绩单: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票房45亿,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票房30.7亿,吴京执导的《战狼2》,更是创下影史新高,最终票房56.8亿。这些横空出世的票房黑马,皆为类型片中的翘楚,而幕后导演也都是市场上的新面孔。

时移世易,院线电影导演梯队,伴随着类型电影的崛起,开始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的态势。

名导的落寞

张艺谋、陈凯歌、姜文,是中国院线电影市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1987年,从摄影师到导演,成功转型的张艺谋,以一部《红高粱》响彻影坛,紧随其后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叙事内核,集民族文化和社会思考于一体,奠定了张艺谋在影坛难以逾越的地位。

在完成了个人风格的构建和叙事表达后,2002年,张艺谋以全明星豪华阵容电影《英雄》,开启了国产商业大片的道路,争议声随之而起。此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是商业大片路线的延续,尽管它们都是当年的票房翘楚,延续了张艺谋对于色彩与形式感的执着,对美敏锐的捕捉,大场面的稳健调度,但是毛病也渐渐凸显出来:相较于其以往的作品,这些电影太过注重形式感而忽略了故事本身,艺术价值缺失,豆瓣评分均不及6分。

这些年接受采访,张艺谋无数次地表达过他会充分考虑投资人利益的想法,然而最终还是用整整齐齐的人海战术,贡献出了不少失败的案例。2017年上映的电影《长城》拍摄成本超10亿元,最终票房仅11.7亿元,投资方共计亏损近5亿元。

同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陈凯歌和张艺谋一样,从文艺片转战商业片,且比起张艺谋,后者的商业大片道路走得更为坎坷。

在拍摄商业电影《无极》前,电影《黄土地》《孩子王》《荆轲刺秦王》让陈凯歌声名鹊起,《霸王别姬》更是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高峰。影评人评价陈凯歌的电影: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有着极高的文化品格。在《无极》之后,他开始商业片的探索,《赵氏孤儿》《道士下山》《妖猫传》背后争议声不断,最终在商业上都失败而归。

曾豪言“要站着把钱挣了”的姜文,在《一步之遥》之后便屡屡折戟,《邪不压正》预估成本在3至4亿间,需9至12亿才能收回成本,最终票房仅6亿,在保持艺术姿态和市场性上,两者都算不上出色。在此之前,姜文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太阳照常升起》等电影惊艳市场。他的作品就如同他个人,依旧保持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征,涵盖其对人性的独特理解,还带有股荷尔蒙的激发性。

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著名导演,在商业、文化的多方牵扯中挣扎与妥协,纯粹迎合观众的商业片看不上,拍个人化表达的内容又很难不受资本挟持,然而,更为糟糕的现实是,即便放弃作者表达,这些具备较佳指导水平的导演,由于缺乏指导现代工业商业片的能力,斥巨资闭门造车,最终血本无归的大片不在少数。

在2018年,徐克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回归,再次让影迷失望,媒体以一篇名为《中国导演如何安度晚年》的文章,这样描绘了这些名导们面临的创作窘境:但凡艺术作品,大约有几道门。第一道门是真实的描摹,第二道门是写其意,第三道门是打碎拼贴重组,第四道门是回归常形,彰其大意。大导们顶着第一道门作品的光环,进行着第二道门的探索,探索碰壁后是励精图治的第三道门转型。转型失败后却陷入了“眼前有余忘缩手,身后无路想回头”的困境。

艺术来源于生活,电影创作更是如此。这些著名导演,在成名初期,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通过影像完整传达,一跃成名风生水起,在成名后,寻求商业上的突破,却又在资本和自我表达的拉扯中,艺术内核暧昧不清,成绩不尽人意。即便此时回归写实主义的创作,基于生活经验,取材自80年代前后,受审查上的限制,发挥空间有限,讲述当下的故事,却又由于成名太久脱离大众生活太长时间,很难再次与时代共振。

在这样的摇摆中,这些具备较佳指导水平的著名导演,作品也在精华与糟粕之间反复来回。

青年导演的崛起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属于年轻人的。

就在大导演们后继乏力之时,后起之秀发展迅猛,且成长路径更为直接鲜明。摆在他们眼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作者电影之路。

2018年,文晏导演的《嘉年华》,耿军导演的《轻松加愉快》,周子阳导演的《老兽》等堪称标准的“文青”电影,在当年金马奖上表现抢眼,横扫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等多个有分量的奖项。

这群普通观众眼中的新面孔,年龄分布在30至40岁之间,是一群非常注重表现个人风格的导演群体,他们的作品关注社会现实,也呈现出更多的作者电影的特点。

另一条是类型电影之路。

宁浩创办的“坏猴子影业”,在2018年推出多位新人导演,延续导演宁浩的创作思路,进行类型化探索,且在商业上做出了出色的平衡。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取得30.7亿票房,豆瓣评分9.0,成为近年来少有的口碑和票房双高的罕见的商业电影,苏伦执导的《超时空同居》成功以小博大,不到3000万的成本收获了9亿票房,路阳执导的《绣春刀2:修罗战场》尽管褒贬不一,最终也囊获了2.66亿的票房。

近两年来爆款电影中的翘楚,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吴京执导的《战狼》,都是好莱坞商业大片之路的本土化翻版。

从类型电影出发,建立起与观众之间的沟通,已经成为青年导演与资本市场联姻最为稳妥的一条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青年导演中,毕赣则表现出了徘徊。带有极强作者意识,凭借《路边野餐》打响了名头,紧接着却因《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商业与艺术间被撕扯,最终两头没讨好。

观众的成长

正如宁浩接受《每经影视》采访时所说,“影院越来越不是为作者电影存在的。”

一直在作者电影与类型电影上,努力寻找平衡点,并且拿捏精准的宁浩,在《疯狂的外星人》口碑折戟之后,越来越清晰的察觉到,时移世易,个性极强的作者电影越来越难在影院里获利。“影院越来越多地靠向工业电影、大产品,靠向有狂欢party能力的电影。 ”

在流量明星失灵的资本市场,观众的消费愈发诚实和忠于自我,在观影上,对于名导的趣味不再照单全收,踏踏实实走工业化路子的青年导演反倒是寻找到了与市场沟通的桥梁。《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战狼2》这些能赢得市场的作品,导演作者意识退居次位,取而代之的是能够直接给观众带来视觉与感官冲击力的画面与内容。

与此同时,随着观众观影审美的提高,口碑与票房逐渐形成正相关,“口碑中心制”正逐步成形,在互联网时代,口碑效应能决定一部影片的成败,院线电影历经迭代后,真正能打动观众的优质影片,生存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质量不佳的影片,即便有名导光环,大卡司加持,也难以赢得市场。

当“口碑中心制”对影片票房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当观众显现出对于新鲜、优质内容越来越渴望,不是名导票房号召力不行了,只是观众越来越诚实的为自己的观影需求买单了。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成长与起步,老一代导演式微,他们审美的时代性、历史沉重感的束缚,都会随之慢慢消融,新成长起来的攻占影院的青年导演,正在向世界看齐,向工业看齐,无论在内容、态度还是制作、表达上,都更加注重观众的观影需求。

“中国电影从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走向清晰,我们这些人在之前的混沌中是非主流伪装成主流,现在真主流、正规部队来了,一切都众神归位了。”《疯狂的外星人》编剧孙小杭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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